引言：历史背景与当前局势
海地移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生存困境源于两国之间复杂的历史纠葛和地理邻近性。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共享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的东部和西部，这条长达376公里的边境线不仅是地理分界线，更是一条充满争议和紧张的“伤口”。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23年的数据，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约有50万海地移民，其中包括合法居民、无证移民和寻求庇护者。这一数字占多米尼加总人口的约5%，但在实际生活中，海地移民面临的挑战远超其人口比例所能体现。
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1822年，海地曾占领多米尼加东部地区长达22年，这段殖民历史在多米尼加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1937年，多米尼加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下令屠杀约1.5万至2万海地移民，这一事件被称为“帕尔马斯科拉大屠杀”（Parsley Massacre），成为两国关系中无法愈合的伤口。近年来，随着海地政治动荡、自然灾害和经济崩溃加剧，越来越多的海地人寻求在多米尼加谋生，这进一步加剧了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
当前，多米尼加政府对海地移民采取了日益严厉的政策。2023年4月，多米尼加总统路易斯·阿比纳德尔（Luis Abinader）宣布了一项名为“边境墙计划”的新政策，计划在边境线上修建400公里长的隔离墙，并部署军队和无人机监控系统。这一政策引发了国际人权组织的强烈批评，同时也加剧了海地移民的日常生活困境。本文将深入探讨边境政策、人权争议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海地移民的日常生活。
边境政策：从开放到封闭的转变
历史政策演变
多米尼加对海地移民的政策经历了从相对开放到逐步收紧的转变。在20世纪中期，多米尼加经济依赖于海地廉价劳动力，特别是在甘蔗种植园中。1960年代，两国签订了劳工协议，允许季节性海地工人合法入境。然而，随着1980年代多米尼加经济转型和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政策开始转向限制。
1990年代，多米尼加政府开始实施“身份合法化”计划，要求所有移民登记身份。但许多海地移民因语言障碍、文书要求复杂或害怕被驱逐而未能登记。2013年，多米尼加宪法法院做出了一项争议性裁决（第168-13号判决），追溯剥夺了自1929年以来在多米尼加出生的海地后裔的公民身份，导致约20万人成为“无国籍人”。这一裁决被联合国称为“法律上的种族清洗”。
当前边境政策
2023年，阿比纳德尔政府推出了更严厉的边境管控措施：
边境墙计划：投资约15亿美元修建400公里长的隔离墙，配备红外摄像头、无人机和生物识别系统。截至2024年初，已完成约100公里的建设。
大规模驱逐：2023年，多米尼加政府驱逐了超过17万海地移民，是2022年的三倍。驱逐行动通常在夜间进行，被驱逐者往往被扔在边境的荒野中，没有食物或水。
签证和工作许可限制：大幅减少向海地人发放的签证数量，取消了许多海地工人的工作许可。2024年1月，多米尼加宣布将不再续签任何海地人的临时居留许可。
“自愿遣返”计划：政府声称提供“自愿遣返”选项，但许多海地移民报告称，他们是在被拘留和威胁后“被自愿”离开的。
政策背后的动机
这些政策的动机是多方面的。首先，多米尼加政府声称这是为了国家安全，防止海地黑帮和犯罪组织渗透。其次，经济因素：多米尼加近年来经济放缓，政府试图通过减少移民来保护本地就业市场。第三，政治压力：民族主义政党和选民对移民问题高度敏感，严厉的移民政策在选举中获得支持。
然而，批评者指出，这些政策往往基于种族偏见和排外情绪。海地移民被普遍视为“低人一等”，即使他们从事多米尼加人不愿意做的肮脏、危险和低薪工作。
人权争议：系统性歧视与暴力
公民权与身份问题
海地移民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身份和公民权。许多海地移民在多米尼加出生，但根据2013年的宪法裁决，他们不被视为公民。这导致他们无法获得基本服务，如医疗、教育和就业。2021年，多米尼加政府推出了一项新的身份登记计划（Plan de Regularización），但要求提供出生证明、海地身份证和多米尼加担保人等复杂文件。许多海地移民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因此无法合法化身份。
暴力与虐待
国际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和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报告记录了多米尼加边境卫队对海地移民的系统性暴力，包括：
- 身体虐待：殴打、电击和性暴力。
- 抢劫：没收钱财和财物。
- 非法拘留：在恶劣条件下关押移民，有时长达数月。
- 强制驱逐：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将移民扔过边境。
2023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报告称，多米尼加边境卫队在驱逐过程中使用了“不必要的武力”，导致至少12名海地移民死亡。
医疗与教育歧视
海地移民及其子女在多米尼加面临严重的医疗和教育歧视：
- 医疗：无证移民无法享受公共医疗服务。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医院也经常拒绝治疗或要求预付高额费用。海地移民的母婴死亡率是多米尼加平均水平的3倍。
- 教育：尽管法律上允许无证儿童入学，但许多学校因种族或身份原因拒绝接收。即使入学，他们也面临歧视和欺凌。2023年，约有40%的海地移民儿童失学。
劳动剥削
海地移民是多米尼加经济的隐形支柱，特别是在农业、建筑业和家政服务领域。他们通常从事最肮脏、危险和低薪的工作，工资仅为多米尼加最低工资的一半（约150美元/月）。他们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伤保险，经常被拖欠工资。在甘蔗种植园，海地工人被称为“干柴”（leña），这一术语本身就带有侮辱性。
日常生活影响：生存边缘的挣扎
居住环境
海地移民主要聚居在边境地区的贫民窟和多米尼加城市边缘的棚户区。这些地区缺乏基本基础设施：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没有下水道系统、没有垃圾处理。例如，在多米尼加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Santiago）附近的“La Canaleta”社区，约有2万海地移民居住在用铁皮和木板搭建的临时房屋中。雨季时，污水横流，传染病肆虐。2023年，该社区爆发了霍乱疫情，但由于害怕被驱逐，许多患者不敢去医院。
食物与营养
由于贫困和歧视，海地移民家庭经常面临食物短缺。他们依赖廉价的碳水化合物（如大米和豆类），缺乏蛋白质和维生素。儿童营养不良率极高。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的数据，海地移民儿童的发育迟缓率（身高低于年龄标准）达到35%，是多米尼加平均水平的4倍。
工作与经济
海地移民的工作机会极其有限，主要集中在：
- 农业：甘蔗、咖啡和烟草种植园。工作条件恶劣，工资低，工伤率高。
- 建筑业：从事体力劳动，没有安全设备。
- 家政服务：主要是女性，经常遭受性骚扰和剥削。
- 非正规经济：街头小贩、垃圾回收等。
由于没有合法身份，他们无法开设银行账户，无法签订租房合同，无法购买医疗保险。他们的经济生活完全处于地下状态，随时可能因一次突袭检查而失去一切。
家庭与社区
海地移民家庭经常因经济压力而分离。许多父母将子女留在海地，由祖父母照顾，自己去多米尼加打工。这导致了“跨国留守儿童”问题。在多米尼加出生的海地儿童则面临身份困境：他们既不被多米尼加承认，也失去了海地国籍（根据海地法律，在国外出生的儿童无法自动获得国籍）。
社区内部，海地移民形成了紧密的互助网络。他们建立非正式的学校、诊所和储蓄小组。例如，在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的“La Romana”社区，海地移民建立了一所“地下学校”，由志愿者教师授课，尽管没有官方认可，但为数百名儿童提供了基础教育。
心理健康
长期的歧视、恐惧和不确定性对海地移民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影响。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非常普遍。然而，心理健康服务几乎不存在。许多移民求助于宗教或传统疗法。2023年，一个名为“海地移民心理健康支持网络”的NGO在边境地区开展了试点项目，但由于资金不足和政府阻挠，服务范围有限。
国际反应与争议
联合国与国际组织
联合国多次批评多米尼加的移民政策。2023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呼吁多米尼加停止强制驱逐，并保障海地移民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特别关注海地移民儿童的教育和医疗权利。
国际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发布了详细报告，记录了多米尼加边境卫队的暴行。这些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对多米尼加实施制裁，但收效甚微。
海地政府的立场
海地政府对多米尼加的政策表示强烈抗议，但缺乏有效应对能力。海地本身面临政治动荡、帮派暴力和经济崩溃，无法为被驱逐的公民提供基本保障。2023年，海地政府曾短暂关闭与多米尼加的边境，但很快因经济压力而重新开放。
美国与区域影响
美国作为多米尼加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援助国，对这一问题态度复杂。一方面，美国批评多米尼加的人权记录；另一方面，美国自身也面临海地移民压力，因此默许多米尼加的强硬政策。2023年，美国向多米尼加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边境安全援助，被批评为“资助人权侵犯”。
国际NGO的行动
多个国际NGO在边境地区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提供食物、医疗和法律咨询。例如，“无国界医生”（MSF）在边境开设了流动诊所，为被驱逐的受伤移民提供急救。但这些组织经常面临多米尼加政府的阻挠，甚至被驱逐出境。
案例研究：具体人物故事
案例1：玛丽亚的困境
玛丽亚（化名）是一名35岁的海地妇女，在多米尼加生活了15年。她在圣多明各的一个富裕家庭做家政工作，月薪200美元。2023年，她的雇主因害怕政府突袭而解雇了她。玛丽亚没有合法身份，无法领取失业救济。她被迫搬到贫民窟，靠捡垃圾为生。她的两个孩子在多米尼加出生，但无法获得出生证明，因此无法上学。玛丽亚曾试图通过“自愿遣返”计划返回海地，但在边境被抢劫，身无分文地回到多米尼加。现在，她每天都在恐惧中生活，担心被驱逐。
案例2：让-皮埃尔的希望与绝望
让-皮埃尔（化名）是一名22岁的海地青年，在多米尼加出生和长大。他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梦想成为一名教师。但由于2013年的宪法裁决，他没有公民身份，无法进入大学。他曾在一家建筑工地工作，但因没有证件而被拖欠工资。2023年，他加入了“无国籍人权利运动”，参与抗议活动。在一次示威中，他被警察逮捕并关押了两个月。释放后，他被威胁如果再次参与政治活动将被驱逐。现在，他感到前途渺茫，考虑偷渡到美国。
案例3：儿童的困境
10岁的索菲亚（化名）在多米尼加边境地区的一所“地下学校”上学。她的父母是海地移民，她出生在多米尼加。由于没有身份，她无法进入公立学校。这所“地下学校”有50名学生，由一名海地志愿者教师授课。教室是用铁皮搭建的棚屋，没有课本和文具。索菲亚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但她知道这个梦想几乎不可能实现。她的母亲说：“我们在这里出生，但我们不属于这里；我们属于海地，但我们从未去过那里。”
可能的解决方案与未来展望
短期人道主义措施
- 身份合法化：简化登记程序，允许更多海地移民获得合法身份。
- 保护驱逐程序：确保驱逐过程符合国际法，提供基本人道待遇。
- 紧急医疗和教育：为无证移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不以身份为门槛。
中期政策调整
- 双边协议：多米尼加和海地应通过对话制定可持续的移民政策，包括季节性工人计划。
- 经济发展：国际社会应支持海地经济发展，减少移民压力。
- 边境管理：从“隔离墙”转向“智能边境”，加强合作而非对抗。
长期解决方案
- 公民权改革：多米尼加应重新审视2013年的宪法裁决，承认在多米尼加出生的海地后裔的公民权。
- 区域一体化：在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框架下，推动劳动力自由流动。
- 国际责任分担：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应承担更多责任，为海地移民提供庇护和融入途径。
挑战与障碍
实现这些解决方案面临巨大障碍。多米尼加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任何“软化”政策都可能被视为政治自杀。海地的政治不稳定和经济崩溃使任何双边协议都难以执行。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分散，难以持续施压。
结论：被遗忘的人群
海地移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生存困境是一个复杂的人道主义危机，涉及历史、政治、经济和人权多个层面。边境政策和人权争议不仅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剥夺了他们的基本尊严和未来希望。这些移民是多米尼加经济的隐形支柱，却被视为“问题”和“威胁”。
解决这一危机需要多米尼加政府的政策转变、海地政府的稳定努力、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以及最重要的——将海地移民视为有尊严的人，而非统计数据或政治筹码。正如一位海地移民领袖所说：“我们不是在寻求施舍，我们只是在寻求生存的权利。”
在当前全球移民危机的大背景下，海地移民在多米尼加的遭遇提醒我们，移民政策不仅是国家安全或经济问题，更是关于人性、尊严和共同未来的核心议题。只有通过对话、理解和同情，才能找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让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两个民族真正实现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