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红海之滨的宗教与政治交汇
厄立特里亚移民以色列的旅程是一段充满宗教冲突、政治压迫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复杂叙事。这些移民大多来自厄立特里亚这个位于非洲之角的国家，他们跨越红海，穿越西奈半岛，最终抵达以色列寻求庇护。然而，他们的宗教背景——主要是埃塞俄比亚正教（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和厄立特里亚正教（Eritre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的信徒——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不仅影响了他们的逃亡动机，还加剧了他们在以色列的庇护困境。
厄立特里亚自1993年独立以来，一直处于伊萨亚斯·阿费沃基（Isaias Afwerki）总统的威权统治之下。该国实行强制兵役制，许多人为逃避无休止的军役而逃离。宗教迫害是另一个主要驱动力：厄立特里亚政府对非官方宗教（如五旬节派、耶和华见证人等）进行严厉打压，而正教徒虽占多数，却也面临国家控制的教会体系的压制。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其宗教多元性与这些东正教移民的信仰形成鲜明对比，导致文化与信仰冲突。同时，以色列的庇护政策深受国家安全考量影响，许多移民被贴上“经济移民”标签，难以获得正式难民身份。
本文将详细探讨厄立特里亚移民的宗教背景、逃亡历程中的信仰因素、以色列的宗教环境与庇护挑战，以及国际视角下的困境。通过历史背景、具体案例和数据支持，我们将揭示这一群体的复杂处境，并提供实用指导，帮助理解相关人道主义议题。
厄立特里亚的宗教景观：正教主导下的国家控制
厄立特里亚的宗教景观以基督教为主，其中埃塞俄比亚正教（Tewahedo）及其分支厄立特里亚正教占据主导地位。该国约50%的人口信奉正教，其次是伊斯兰教（约48%）和少数天主教、新教群体。正教在厄立特里亚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可追溯至4世纪的阿克苏姆王国时期，当时基督教通过红海贸易路线传入非洲之角。
正教的核心特征与国家干预
埃塞俄比亚正教和厄立特里亚正教均属于东方正统教会（Oriental Orthodox），其神学强调“一性论”（Miaphysitism），认为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合一。这与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二性论”不同。正教礼拜使用吉兹语（Ge’ez），仪式包括复杂的圣像崇拜、斋戒和朝圣。例如，在厄立特里亚的阿斯马拉（Asmara）大教堂，信徒每年参加Timkat节（主显节），游行庆祝耶稣受洗，这不仅是宗教活动，更是社区凝聚的象征。
然而，自1993年独立后，厄立特里亚政府将宗教政治化。1994年，政府成立“厄立特里亚正教教会”（Eritre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由国家任命的主教领导，取代了原有的自治结构。这导致教会分裂：官方教会受政府严密监控，任何批评政府的神职人员（如Abune Dioskoros主教）均遭软禁或流放。政府禁止“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违者面临监禁、酷刑或处决。根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22年报告，厄立特里亚有超过300名宗教领袖被关押，包括正教牧师。
宗教迫害的具体例子
一个典型案例是2005年的“正教分裂事件”。当时，政府逮捕了数百名拒绝承认国家任命主教的正教神父和信徒，指控他们“分裂教会”。这些信徒被关押在埃迪（Eddi）和特森（Teseney）的监狱中，遭受饥饿和强迫劳动。许多人为此逃亡，他们视宗教自由为基本人权，与强制兵役（可能长达数十年）并列为逃离的主要原因。
对于正教移民而言，宗教不仅是信仰，更是身份认同。在厄立特里亚，正教社区提供社会支持网络，但国家控制的教会体系剥夺了其独立性，导致信徒感到精神孤立。这与以色列的犹太教主导环境形成对比，后者虽有基督教少数派，但对东正教移民的宗教实践（如不吃猪肉、遵守安息日）缺乏理解，进一步加剧了文化冲击。
移民历程：跨越红海的信仰考验
厄立特里亚移民的逃亡路线通常从厄立特里亚边境开始，穿越苏丹或埃塞俄比亚，然后进入埃及的西奈半岛，最后非法越境进入以色列。这段旅程被称为“非洲路线”，全长约4000公里，充满危险，包括沙漠高温、武装团伙袭击和人口贩运。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数据，自2006年以来，已有超过2.5万名厄立特里亚人抵达以色列，其中约70%为正教徒。
宗教在逃亡中的角色
宗教信仰在逃亡中提供精神慰藉，但也带来独特挑战。正教徒在旅途中坚持祈祷、斋戒和佩戴十字架项链，这些仪式帮助他们应对创伤。例如，在埃及的贝都因人营地，许多移民组织小型正教祈祷会，使用从家乡带来的圣书。然而，穿越红海（从苏丹的Port Sudan到埃及的Sallum）是最危险的阶段，常遭蛇头敲诈或海难。2012年，一艘载有厄立特里亚移民的船只在红海沉没，造成至少15人死亡，幸存者回忆称，他们在船上高唱正教圣歌以求神佑。
一个完整例子：来自阿斯马拉的Meron（化名），一位30岁的正教徒，于2010年逃离。她因拒绝加入政府控制的教会而被威胁，后在强制兵役中目睹朋友被处决。她的旅程历时3个月：先步行至苏丹边境（途中祈祷以求“圣母玛利亚的庇护”），在喀土穆的难民营等待伪造文件，然后乘卡车穿越西奈沙漠。在埃及，她被走私者囚禁，家人支付赎金后才获释。最终，她徒步越境进入以色列，抵达埃拉特（Eilat）。Meron的案例突显宗教如何成为逃亡的“锚点”——她在以色列后，仍每周去耶路撒冷的正教教堂祈祷，以保持与家乡的精神联系。
数据支持：根据以色列人权组织“Hotline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的2021年报告，约60%的厄立特里亚移民在逃亡中报告宗教迫害作为首要动机，高于兵役（40%）。然而，许多人在以色列被拘留时，宗教身份被忽视，导致庇护申请被拒。
以色列的宗教环境与移民的信仰冲突
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其宗教法（Halakha）主导社会生活，包括饮食、婚姻和安息日规定。这与厄立特里亚正教移民的信仰形成鲜明对比。正教徒遵守严格的斋戒（如大斋期不吃肉蛋），并在周日（而非周六）举行主日礼拜，这与犹太安息日（Shabbat）冲突，导致日常生活不便。
信仰冲突的具体表现
在以色列，厄立特里亚移民常被分配到特拉维夫或贝尔谢巴（Be’er Sheva）的社区中心。这些中心缺乏正教设施，许多移民无法找到合适的教堂。例如，特拉维夫的圣乔治正教教堂主要服务俄罗斯或希腊正教徒，对非洲正教徒的礼仪（如使用吉兹语祈祷）不熟悉。这导致移民感到孤立：他们可能在公共场合因戴十字架而被误认为“异教徒”，或因拒绝犹太节日的食物而被视为“难相处”。
另一个冲突是宗教身份对庇护的影响。以色列的《入境法》要求庇护申请者证明“个人迫害”，但政府往往将宗教迫害视为“集体问题”，拒绝承认。2018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厄立特里亚移民可因兵役迫害获得临时保护，但宗教迫害需单独证明。这导致许多正教徒的申请被拒，他们被迫在“临时人道许可”下生活，无法工作或旅行。
案例：庇护困境中的宗教因素
考虑Abraham的案例，一位厄立特里亚正教牧师，于2015年抵达以色列。他因拒绝政府教会的“忠诚宣誓”而被监禁两年，逃亡后申请庇护。以色列内政部要求他提供教会迫害的“具体证据”，如逮捕令或目击证词，但由于厄立特里亚的封闭性，他只能提供个人陈述和教会照片。结果，他的申请被拒，理由是“经济动机”。Abraham上诉后，获得有限保护，但无法合法就业，只能在建筑工地打黑工。他的正教信仰让他每周参加特拉维夫的地下祈祷会，但这增加了被警方突袭的风险——2020年，以色列警方曾突袭此类集会，逮捕数十名移民，指控“非法集会”。
根据以色列内政部数据，2022年仅有约10%的厄立特里亚庇护申请获批，宗教因素在其中占比不到5%。这反映了以色列的优先考量：国家安全（担心移民中混入极端分子）和人口控制（维持犹太多数）。
庇护困境：法律、社会与国际挑战
厄立特里亚正教移民在以色列的困境可概括为“三重枷锁”：法律上的非正式身份、社会上的歧视和国际上的责任缺失。
法律层面
以色列不是1951年《难民公约》的签署国，但受其约束。内政部提供“临时人道保护”（Temporary Humanitarian Protection），允许移民居留但不赋予难民权利。许多厄立特里亚人被归类为“非法入侵者”，面临拘留。2018年，以色列推出“自愿遣返”政策，向移民支付3500美元鼓励其前往卢旺达或乌干达，但这些国家往往将他们送回厄立特里亚，导致二次迫害。正教徒特别反对，因为遣返可能中断他们的宗教实践。
社会层面
移民面临种族和宗教歧视。在以色列，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Falasha）虽有正教背景，但已被犹太化，而厄立特里亚正教徒被视为“外来者”。他们常被指责“抢夺资源”，并在COVID-19疫情期间成为替罪羊——2020年，特拉维夫的厄立特里亚社区被强制隔离，宗教集会被禁。
国际层面
联合国和欧盟批评以色列的庇护政策，但援助有限。红十字会提供有限的宗教支持，如分发正教圣经，但无法解决身份问题。一个国际例子：2019年，欧洲人权法院审理一宗厄立特里亚移民案，裁定以色列的拘留政策违反《欧洲人权公约》，但以色列未改变政策。
实用指导：如何支持这些移民
- 了解法律权利：移民可联系以色列人权组织如“ASSAF”或“Kav LaOved”，寻求免费法律援助。提供证据（如教会信件）可增强庇护申请。
- 宗教支持：加入特拉维夫的“非洲正教社区”（African Orthodox Community），他们组织每周弥撒和心理支持小组。
- 国际倡导：通过Amnesty International报告个案，推动欧盟施压以色列。
- 个人行动：捐赠给UNHCR的厄立特里亚项目，或支持红海沿岸的难民营。
结论：寻求信仰的庇护所
厄立特里亚正教移民的旅程揭示了宗教如何交织于政治压迫与人道危机中。从厄立特里亚的国家控制教会，到红海的生死考验，再到以色列的庇护壁垒，这些信徒的信仰不仅是逃亡的动力，也是困境的放大器。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以色列改革庇护政策、国际社会加大援助，并承认宗教迫害的严重性。只有通过全球合作，才能为这些跨越红海的信仰者提供真正的庇护所。